一,对青铜初识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青铜器研究的历史。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的历史，就和中国古代玉器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在全世界也是颇负盛名。研究得知，前些年在国外开过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谈到世界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古代青铜器，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是最好的，因此说，中国的青铜器确实是中国古代文明值得骄傲的因素。中国青铜器什么时候开始收藏?什么时候开始著录?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学术界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现在所说的青铜器，一般可到秦汉，在这个范围之内。

  实际上西汉初年，已经有了收藏青铜器的记载。史书上可看到汉武帝时就有关于收藏青铜器的记载。后来，大家知道“张敞画眉”的故事，那位张敞曾考释过铜器的铭文，因此说，张敞是我们知道名字的最早研究青铜器的人。从北宋开始有了青铜器的专门著录、就是流传至今的吕大临的《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录》不仅仅包含青铜器，还有玉器、石器等等，但主要的是青铜器。因此可以说，从北宋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青铜器研究的传统，把这个传统可以看做是中国金石学的青铜器研究传统，从北宋时已经正式形成并成熟了。《考古图》这部书是在全世界体例最完美的早期图录。今天所印的书，不管怎样现代化，除了照片那时没有外，在结构上没有能够超过《考古图》的。作者吕大临，蓝田人，是二程的弟子。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二,深入了解青铜器古代历史发展 我主张从五个方面去研究，以考古学为基础，这样可以使青铜器的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独立分支。青铜器研究这个分支非常重要，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发展。下面再谈几个当前正存在的问题。

  1,青铜器的起源。关于青铜器的起源有种种说法，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在中国考古学上从来就有一个文明起源的问题，中国文明起源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受外来影响，还是外国来的，一直长期争论着。其中青铜器的起源，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因为青铜器的起源与我国文明起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近二三十年以来，在各地都发现了一些早期铜器，为研究青铜器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这方面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把它放到世界考古学的背景里去，进行比较研究。不能单看中国，必须看整个世界冶金史的发展，这方面有些比较好的材料。世界冶金史的进展也是随着当代考古学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必须用最新的书。我向大家介绍几本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先生等合编的《世界冶金发展史》，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还有一本R．F．Tylecote的《冶金史》，这本书虽然出的比较早，可材料很详细，特点是以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为基础。

  根据世界各地的材料我们可以知道，人类最早用的金属之一就是铜。为什么?因为铜有天然铜，很容易找到，因此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都发现用天然铜制做的小件器物，如小铜珠子、铜针、铜锥等。这种东西可以早到公元前9000年左右。在伊拉克的北部扎威·彻米遗址出土的天然铜装饰品属中石器时代晚期，碳14测定公元前9217±300年。天然铜比较纯，比较软，它的做法是锤锻。不能单纯的冷锻，必须加热退火，然后锤锻成小珠子、小针、小锥子等东西。在美洲的那些文明里面，所谓旧红铜时代，可以用天然铜做成铜矛，有卷起来的銎。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现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在考古时，不能因成见而排除一些现象，这种东西将来在中国一定能发现。假如在中国的中石器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发现红铜器，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2,真正的金属时代，要以冶炼为标准。最早的冶炼铜发现在伊朗的雅希亚，公元前3800年左右。其他的冶炼铜大约都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在中国发现最早的铜质器物，是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半圆形铜片和小铜管，当时大家都表示怀疑，现在从各方面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在为《中国美术全集》的青铜器卷写的序言里，还有一句怀疑的话，现在我再次看了报告，觉得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铜片据鉴定含锌高些，它一定是冶炼的，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碳14经校正是公元前4675±150年。因此看出，中国在冶炼铜方面可能比外国要稍早些。至于它含有较高的锌，是黄铜，这个问题不大，因为在外国的早期铜里也有黄铜。

  3,仰韶文化算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大家可以讨论。有些学者，包括严文明先生，都说仰韶文化的性质是要讨论的，特别是它的中晚期。最早发现仰韶文化的是瑞典安特生，当时发现之后，曾和中亚安诺文化相比较。为什么他要和安诺文化相比呢?因为当时的安诺文化刚发现不久，也是以彩陶为主的文化。安诺文化分两期，安诺Ⅰ和安诺Ⅱ，安诺Ⅱ的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和半坡类型差不多。可是安诺文化是一个金石并用文化，它有很多的红铜，还有个别的青铜器，不是一个单纯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红铜矛、红铜斧、铸范。这样看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出现个别的金属器不是不可能的。在山西榆次的一个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陶片，共存有铜渣，化验含铜量达到47．5％，是炼红铜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

  4,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遗址马家窑文化的铜刀，碳14经校正为公元前3000年，我在《美术全集》序里根据当时的报告，曾说是“单范法”制造，后经检验知道是“合范法”制造。刀长12．5厘米，经分析，是锡青铜，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一件青铜器。有人曾怀疑马家窑文化能否有这样的青铜器呢?其实不稀奇，比如在伊朗的希萨尔遗址出土的青铜针，经鉴定不晚于公元前2900年。实际中国青铜器的出现年代与两河流域、埃及是差不多的，两河流域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内都是用红铜的，公元前3000年以后用青铜，偶尔出土刀、针，多在公元前2800—前2500年之间。埃及的青铜是在公元前2600年第四王朝开始出现的。土耳其的阿穆克遗址发现一个坩涡，是公元前3000年。说明中国青铜器出现的年代和其他国家基本一样。

  5,青铜时代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最早的青铜时代在埃及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中王国时期，真正开始形成青铜时代，和我们的二里头文化基本一致。二里头文化是青铜文化，没有问题。中国青铜器起源没有什么可以怀疑，没有怀疑不等于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我们的发现有个缺点，需要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去补足，就是我们的发现是零碎的，这出一点，那出一点，连不起来。就和古玉一样，这地方发现一种，那地方发现一种，看着好像有关系，就是连接不起来，说明发现还不够，研究还不够。早期铜器也一样，仰韶文化有，马家窑文化有，然后龙山文化有，山东有，河南有，然后就是二里头，可是不能把它们串成一条线。因此，关于中国早期青铜器的发展知识还非常有限。不过即使是这些有限的点，也足以告诉我们，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在世界上是和其他的古代文明并驾齐驱的，没有什么逊色。

  三,近代青铜器研究发展 关于青铜器研究的新面貌和改变的标志，就是1931年最初出版的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 后来有修订。后来经过多次修订,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不只是在中国，在整个国际上，对于中国青铜器研究起了一个划时期的作用，这点没有什么夸张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特点是对金文作系统的整理，同时对青铜器的器形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接着全面研究青铜器的，是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出版上下两册，是全面系统的研究青铜器的著作。到建国以后，容先生和他的助手张维持又修改了《商周彝器通考》，叫《殷周青铜器通论》，但图版少了，内容也缩小了。《通考》还值得重新再版。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对研究青铜器出现了另外一个局面，就是用类型学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不是从金文出发，而是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方面出发，代表这个倾向的是瑞典的高本汉。高本汉1933、1934年写了一系列著作，用西方类型学的方法对中国的青铜器进行整理。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倾向。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全石学在走向考古学，另一个是西方博物馆的类型学的方法在走向考古学。这两个方法在中国和外国并行发展。把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系统的人，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陈梦家先生。他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写了几篇青铜器的文章，都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即《殷代铜器》和《西周铜器断代》，可惜，后者他只发表了六篇，没能继续发表。他的遗稿还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整理，将来可能出版。陈梦家先生学贯中西，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构成了研究青铜器的新局面。在陈梦家之后，研究青铜器的学者，能够综合成一个大规模的，我个人看主要有两家，一个偏于金文，一个偏于器形类型学。前一个是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以金文为主，扩大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和陈梦家的研究。另一个是日本的林巳奈夫，他的《殷周青铜器综览》共三卷，这部书规模非常大，把考古和传世的材料综合起来构成一个大的体系。两家的著作都是比较成功的，不过白川静的著作偏于金文，林巳奈夫的著作偏于形制、纹饰的研究。也可以说，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可分成两大阶段，传统的是一个阶段，从郭老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后又算一个阶段。

  四,当今青铜器研究展望 今天青铜器的研究又有了一个新的局面，完全应以考古学为基础，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因为到陈梦家先生止，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材料很有限，不能做到以考古的材料作为整个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今天经过50年左右的发展，考古发掘的材料，虽然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传世的，但是基础已初步形成，完全可以以考古材料为基础，整个地把青铜器研究重新建立起来。我说这话，不是轻视、低估传世青铜器，而且特别应该指出，在青铜器的某些段落里，发掘品仍然是不够用的。例如商代，不要以为殷墟发掘从1928年至今，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发掘品不少了，可是还不能全部代替传世的商代青铜器的研究，因为传世的很多青铜器在发掘品里根本没有出现过。我们到各地去，特别是到外国去，看到有些有高度美术价值的传世青铜器，在发掘品中没有，因此还必须以传世品作为补充，可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应该是考古学。 以考古学为基础研究青铜器，应采取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呢?

  1,研究方向 首先的一点，不能只以研究金文作为研究青铜器的主体，要从多方面、多方位、多角度去研究，至少应从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五个方面进行。任何一件青铜器，除铭文外其余几方面都具备，所以从这五个方面来研究，青铜器研究的局面就为之一新了。

  2,怎样去研究?
  首先在研究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方面要继续强调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现在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两条，一条是类型学，一条是层位学。百先对形制和纹饰进行类型学的排队整理。队是不能不排的，今天对青铜器仍要进行谱系排队，这是很必要的。这个工作到今天为止，做得还是很差的，没有一个总的青铜器谱系表，应该有这样的书。某一个地区的青铜器，某一个时代的青铜器，要把它分成若干期，每一个期的器形、纹饰又怎样发展演变。以前在陶器方面做的多，在青铜器方面做的少，这方面很值得发展，纹饰方面尤其重要。

  功能和组合的研究现在也是很差的，许多青铜器看到后不知道有何用途，想是一个容器，或进一步说是酒器，就认为研究完了，这可不行。其实它不一定是酒器，如前不久在山东烟台出土一个壶，看是酒器，铭文说是给小臣去汲水的。可见光从外貌来看不行。器物的组合能说明功能，如一盘一匜的组合，是洗头的。种种问题，有的还需要从实验考古学的角度，根据它的出土位置、组合情况来加以研究。青铜器的组合每每和其他器物结合到一起。如二里岗时期的郑州铭功路墓里出土一套酒器，其中有一件尊是原始瓷器，配在青铜器组合里。这样的情况其他墓中也有，所以还要根据出土时的现象，对它的功能进行研究。

   以上前四项在传统的青铜器研究中都有，《考古图》这本最早的专著里也有。只有工艺研究，古人还没有做，因为当时没有现在的科学手段，不可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五,回顾青铜史,看青铜文化大发展 1,青铜器工艺的研究 在今天特别值得发展，这里有种种问题，每每它所揭露的问题是我们不了解和不知道的。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对青铜器的铸造知道的很多，其实知道的很少。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是以“合范法”作为基础的，这是中国青铜器传统特点，这是我们现在的认识。可是过去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尤其是欧美的人，看到中国青铜器那么细致，都认为一定是用“失蜡法”做的，后来才逐渐证明，中国精美的青铜器，基本上是使用了“合范法。”

  另外，中国的铜器用锻打的很少。外国的青铜器，比如亚述的大门，比咱们的房子还高，门上的铜部件有车马、人物、神像等装饰，完全是锤成的，就是把花纹雕在木头上，然后把铜叶子蒙在上面锤出花纹。现在认为中国早期只有“合范法”，“失蜡法”很晚，那么中国“失蜡法”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呢?近年随州擂鼓墩1号大墓的“盘尊”出土时，我正在那里，看了有半小时，才明白一定是用“失蜡法”，绝对不可能用“合范法”。后来，经过冶金学界鉴定，证明是“失蜡法”，而且在今天还难于仿制。编钟可以仿制，可是“盘尊”不能。擂鼓墩1号墓埋葬年代在公元前433年，可是“盘尊”表现的“失蜡法”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高峰，那么在它之前又怎样发展演变呢?河南淅川下寺又发现了“失蜡法”的器物，年代在春秋中期偏晚。最近发现的楚王熊审盏，现在美国，也是用“失蜡法”，还是比较先进的。这样又带来一个问题，它的前身是什么?有人说是外来的，恐怕不对，不管是淅川，还是随州，都是在中国的中部，如是外来，是从什么路上传来的?周围没有更早“失蜡法”的制造技术，因此是一个谜，这是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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