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元末明初文学家,浦江(现浙江义乌)人,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也称宋学士,祖居浙江金华,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在我国古代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有《宋学士全集》、《孝经新说》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宋濂是明朝文化规制的主要设计者,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年轻时曾入郡学师从闻人梦吉,学习《春秋》三传,又师事浙东理学家、古文家吴莱,并游学于柳贯、黄溍、郑复初之门。其师门学术乃是朱熹、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之传,他本人则有志继承东莱吕祖谦的婺学。在宋濂身上,存在着理学家和文学家的两重文化性格,他的文学思想接郝经、刘将孙余绪,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一体,其文学本体论延续着理学“文道合一”的观念,这种观念表现在编修《元史》时,就是将儒林与文苑合而为一。他在《文原》中既强调文是道的显现,又把文分为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认为“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以六经为标准衡评古代作家,有时就显出偏狭的态度来。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夫自孟氏既殁,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观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迷,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经之文也”。这显然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并自觉配合朱元璋“独尊宋儒”的文化政策。
宋濂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至正二十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作品多以逃避世乱、歌颂隐逸为基调,后期他写了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和元勋巨卿的碑铭传状,为同辈文人及四方学者所推重。他的庙堂文学虽表现出儒家的进取精神,但不少文章是出于应酬、颂圣的需要,宏丽典则的形式掩盖了内在活力的枯窘。
宋濂是其后兴起的“台阁体”文学的奠基人,他在文论中为“台阁体”开了理论先河,其《汪右丞诗集序》把文章分为台阁与山林两大体派,其中尊台阁而贬山林的意向是十分鲜明的。宋濂雍容静穆的庙堂文章也为“台阁体”提供了创作范本,如《阅江楼记》本着体会圣意的旨趣,设想天子登楼的种种遐想,赞叹朱元璋的“致治之思”。后来三杨的台阁之文就导源于这样的应制文章。
真正显示宋濂的文学才华和创造精神的文章不是他的庙堂之文,而是其自由选材、有感而作的传记文。其代表作是记述浦阳历史名人的《浦阳人物记》和为婺州先贤立传的《杂传九首》及其他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记。这些传记能抓住特征性细节,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突出人物性格,缺点是有时稍嫌冗芜。如《白牛生传》是宋濂的自传,作者为自己写形传神,揭示了自己的精神面貌:
白牛生者,金华潜溪人,宋姓濂名,尝骑白牛往来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趣干短小,细目而疏髯。性多勤,他无所嗜,惟攻学不怠,存诸心、著诸书六经,与人言亦六经。或厌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学也,六经其曜灵乎!一日无之,则冥冥夜行矣”。
宋濂冒雪访师。明朝著名散文家、学者宋濂自幼好学,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明太祖朱元璋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很爱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要刨根问底。这次,宋濂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冒雪行走数十里,去请教已经不收学生的梦吉老师,但老师并不在家。宋濂并不气馁,而是在几天后再次拜访老师,但老师并没有接见他。因为天冷,宋濂和同伴都被冻得够呛,宋濂的脚趾都被冻伤了。当宋濂第三次独自拜访的时候,掉入了雪坑中,幸被人救起。当宋濂几乎晕倒在老师家门口的时候,老师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耐心解答了宋濂的问题。后来,宋濂为了求得更多的学问,不畏艰辛困苦,拜访了很多老师,最终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