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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8日，在牛昶暼投降派煽动下，岛上军民百姓共近千人到海军公所门前，向丁汝昌求生路。丁汝昌许下诺言，如果等到2月11日还没有援军到来，那时自会给大家一条生路。
据时人回忆，2月10日，丁汝昌望着威海陆地方向，渴盼着援军，眼睛瞪得如同铜铃一样！
2月11日，没有援军来。丁汝昌召集会议，下令尚存各舰一齐出动撞击敌舰，争取突围；突围不成，同归于尽，但投降派们不同意。宁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又不忍心让全岛军兵随自己赴死，在全然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丁汝昌在深夜吞下鸦片，以身殉国。
许多学界文章都谈到了丁汝昌没有管理好北洋舰队，战争中又指挥失当，对甲午海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甚至对丁汝昌的自杀动机，都有人置疑。对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指挥，学界也有不少争论。
这里，我引用一段当时的新闻报道。1895年2月17日下午3时，载着丁汝昌等人灵柩的军舰汽笛长鸣，离开刘公岛码头。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说：
“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张（张文宣）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的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的确，他们被日本人打败了，但他们在战败时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给上司留下信件后自杀殉国。那些信件无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们很难指望它们能公之于众。不管这些军官在他们的平时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的那样，但至少他们在展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有人说，他们的死，并没有挽救国家的失败，他们充其量是悲剧英雄。
我说，悲剧英雄同样也是英雄，同样值得我们歌颂。
他们没有逃跑，没有投降，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们选择了与自己的军舰一同走向大海。这些英勇献身的烈士，已经化入中华民族的永恒。
自觉地为国牺牲，这是一个大国崛起时，军人和人民必备的气质。如果每个人都是邓世昌，也许甲午战争的历史就会改写。这样的海军，才能赢得对手的尊重和敬畏。
壮烈如斯，虽败犹荣。
失败留给活着的人们，光辉献给为国牺牲的勇士。
三、君臣官民祭
当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很复杂。最高决策者、实际战斗者、新闻舆论、国民情绪等等，都会对战争结果有影响。本文只在几个“节点”上简单对比和一叙。
当时交战双方的最高领导、制定战略方针的最高层人物——慈禧太后和明治天皇，是什么样的表现？
明治天皇：一个心愿，开拓万里海疆 ，布国威于四方。
1868年的明治维新，把近1000年来由幕府掌握着的日本，交还给了天皇。当时的天皇在日本和中国的皇权一样至高无上。
明治天皇掌权伊始，就颁布了这样的《御笔信》：
“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 ，
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海疆 ，布国威于四方。”
这个掌握着日本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用什么来“拓海疆、布国威”呢？
1887年7月，明治天皇发布谕令：
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
谕令一发，举国富豪竞相效仿天皇，解囊捐款，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103万之多。日本学者井上清说：“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军事费恐怕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1893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和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
到甲午战争前，据说明治天皇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只吃一餐饭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营。
这是什么样的士气？
慈禧太后：一门心思，庆祝六十大寿。
当时，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是慈禧太后。光绪帝虽然名义上已经“亲政”，“然当甲午战事进行中，一切大计，仍由慈禧操之。”
1894年，将是慈禧的六十寿辰。清政府早就作出安排，“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钱哪来？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
战争前，从日本回来的中国人带回的日本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钱来建设海军的见闻，在京城里被传为笑谈。人们说：“毕竟是东洋小夷，这么干，也不怕让人笑话！”
战争爆发，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移回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直到朝鲜战场失利，北洋海军严重受挫，慈禧太后才不得不宣布庆辰典礼在宫中举行。
到1894年9月26日，清军败退抵鸭绿江以北的中国境内，朝鲜全境为日本所控时，李鸿章上折要求提取从1888年起打着海军名义筹备、实际一直被中央扣在手里生息以建颐和园的260万两银，才获得150万两紧急军费。而这时黄海大海战已经打完，北洋舰队损失惨重。
1894年夏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庆祝她的60岁生日，紫禁城内听戏三天，诸事一概延搁不办。就在群臣匍匐在地恭颂“老佛爷”万寿无疆的时候，日本军队攻占了大连。
这是什么样的心情？
天皇和慈禧对海军的不同态度，造成了海军的如下发展：
中国北洋水师：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时，共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是当时世界第八（也有说是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此后到甲午之前没有再添新舰，连炮弹都没再买。在此期间，重修颐和园花费数千万两白银，光绪皇帝大婚，花费白银550万两。1891年户部尚书翁同和奏准暂停南北海军购买外洋枪炮船只3年。因此在开战时的北洋海军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很多应进行的更新工程也未能进行。
日本海军：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鱼雷艇和二千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1890年时，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17000吨，比北洋舰队的总排水量少10000吨。到1894年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已经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和北洋舰队大体相当，而航速、射速等均胜过了中国，只有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可对日军造成较大威胁。
两个领导人的表现，直接决定了两国海军的优劣逆转，也直接决定了两国军队的士气高低。
李鸿章：任命了胆小鬼，制定了坏原则。
时任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实际战略指挥者。
胆小鬼叶志超丢失了整个朝鲜。
1894年7月25日夜，日军向驻朝鲜牙山的清军发动进攻。刚一开战，牙山清军主将叶志超就弃守牙山奔逃平壤。
荒唐的是，这位善于逃跑的叶志超，因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又被任命为朝鲜驻军和平壤战役的总指挥。
9月15日，大东沟海战前两天，日军大举进攻平壤，叶志超这次又想弃城而逃，但被将领左宝贵用亲兵强行扣压，严密看管，防止他乘机逃跑。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左宝贵当时的心情。打仗打到要用亲兵拘押自己的顶头上司以免他逃跑的份上，是不是也是战争史上的奇景呢？
左宝贵牺牲后，叶志超上演了千里大溃退，一路狂奔、越过鸭绿江。
后人评论说，当时的中国军队在平壤只要能坚守几个月，就可以扭转整个局势。当时，中国守军子弹、粮食堆积如山；而日军粮食少，子弹少，伤亡也比清军多。日军已经开始在议论还要不要进攻平壤。最后决定，再攻一天攻不下，就撤军。可就是在这时，叶志超逃跑了！
在叶大帅的带头逃跑下，清军溃不成军。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军队就像一群被人逐杀的猪”！
由于叶志超在朝鲜战场的溃败，战火很快就烧到了中国本土。
胆小鬼赵怀业把大连奉送给了日军。
大连湾炮台位于黄海要冲，地形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该炮台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军工技术和式样，当时被称为北洋精华。
10月24日，同样是淮军嫡系的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得知日军日渐逼近，万分惊恐，不思加紧备战，反而派人把军粮、军服运到烟台，换成白银，化成私财，连同家眷运往烟台。
11月6日，他闻讯日军即将来战，胆子吓破，竟没放一枪一炮，丢弃大连湾炮台群，慌慌张张逃向旅顺。
负责进攻的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曾认为攻占大连湾必然是非常困难的一场恶战。为了减少伤亡，他要日本联合舰队助战，以海陆夹击的方式摧毁大连湾的炮台群。不想在11月7日开始进攻时，清军只有少数军兵遥放几炮，便悉数逃走。日军轻取大连湾炮台，获得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0多万颗，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这些装备都成为日军日后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
更有甚者，赵怀业逃跑时，连清军的水雷分布图都没带走，使得日军轻松地照图清除了大连湾中的水雷。于是，从11月9日起，大连湾码头成为日军进攻旅顺的后勤补给转运站。
赵怀业给日本人送了个多大的厚礼啊！
当时的胆小鬼还有一些海军、陆军的将领，有的人逃跑的速度，连日本的追兵都追不上！
一条坏原则捆住了海军的手脚。
李鸿章在大东沟海战后，给丁汝昌下了一条荒唐“原则”：“责令汝昌严守镇远、定远两铁舰勿损伤”。应该说，要保护好这两艘北洋舰队的命根子，也没什么不对。可是，打仗谁能保证军舰不受损呢？
在大东沟海战后，镇远和定远两艘主力舰还有很大的战斗力，如果主动出击，去同敌人殊死搏杀，战争结果也还难料。遗憾的是，丁汝昌很僵硬地理解了这条原则，没有让舰队出海巡航和去决战，于是所有的军舰都成了停在岸边挨打的固定目标。最后，北洋舰队所剩舰只全被日军掠走，成了日本军舰。
写文至此，忍不住为镇远、定远一哭！
这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实力的军舰，这两艘当年日本人谈之色变的军舰，这两艘日本儿童都在玩“打败定远、打败镇远”游戏的军舰，一被自己炸沉，一被敌人俘获，成为人家的主力舰，并为人家耀武扬威服役15年！
两艘巨舰如有灵，是否也为此一哭？
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共同幻想：列强调停。
朝鲜战场失利，黄海大海战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其实还没有影响全局。日本人是倾全国之力一击，后勤等等都有很大问题。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坚持一段时间，两方的形势就会发生变化。
可惜，慈禧太后、李鸿章等，都有一个幻想：认为“列强”会站在中国一边来“调停”。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依赖外交斡旋，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李鸿章说，“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结果是殆误了军机，影响了士气。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列强实际上已和日本人背后达成了交易，这些早对中国虎视眈眈，垂涎三尺的家伙们，已经在磨刀霍霍了！
军官：无战争准备的将领们。
前文讲述了不少海军将领在激战时壮烈殉国、令人感动，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在战争之前，确实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述：
关于丁汝昌:“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
“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关于内部团结： “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丁汝昌）其为人，不服调度。”
关于官兵：
“所有官兵都携带家眷住在陆上，把兵舰当作一个衙门，点卯应粮。”“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
，“镇远、定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
关于军舰的“多种经营”：1891年
“中国炮舰和运煤船从事旅客运输业务”以谋利，1892年、“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
关于弄虚作假：按惯例，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每逢此时，北洋舰队所有的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关于军舰：“1888年原本预订购入300箱炮，后因为军费不足，北洋海军只购入了3发炮，”“从前拨定北洋经费号称二百万两，近年停解者多，岁仅收五六十万。”“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
关于军备后勤：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
平时不备战，战时必被动。在大东沟海战中，虽然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装备有鱼雷管3—4具，除福龙号对西京丸号攻击未成外，其余各舰都不曾实施鱼雷攻击。还有资料说，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
依靠这样的军官，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备，这样的军舰，我们能指望打胜仗吗？
中日两国的媒体：
日本媒体：拼命鼓动战争比政府更激进。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在对外关系上，媒体比政府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中国媒体：伪造新闻失去公信力。
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把清军在朝鲜牙山的大败说成“牙山大胜”，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连李鸿章战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都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中日两国外交官和外交手段：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在战争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写东西。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还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
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都存在问题，写稿更是困难。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几乎没有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文章。
1894年7月，《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清国驻当地领事，由于领事英文不好，他转而采访领事的秘书王先生。此君无论美国报纸如何刊登战况，都不相信清日之间发生了战争，每次提到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因遭日军炮击溺水身亡时，他都会发笑。记者评论说，这个人从来也没有想过去核实，并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
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日本军方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
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
显而易见，甲午战争中的外国舆论，一定对中国极为不利。
中日两国的国民：
据史料记载，日本人民并非被裹胁而参加战争。实际上在当时的日本当权者的煽动下，侵略中国已是家喻户晓的国策，成为民心所向。亲人上战场，家人和国民挥舞着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是常见的景象。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对于日本军人的“祈祷战死”，连梁启超都“矍然肃立，流连而不能去”！
甲午战争爆发时，著名人物冯玉祥正在保定当兵。他记录下了当所在部队奉命调往大沽口防御日军时的情景：“官兵们骇得失神失色”，“部队开拔时凄惨一片”，“男女老幼奇哭怪号声震云霄”，“不明底蕴的人以为谁家大出殡，惊动了这么多人哭送，绝对想不到这是军队开拔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荣耀，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
战争时，《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了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他们都不关心战争，对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死亡更是无动于衷。该记者说，这与日本侨民战争期间的全民动员、踊跃捐款迥然相异。
日本人用2000万日元感谢天皇。
日本拿到了中国的赔款以后，拨出原本是中国人的血汗钱的2000万日元送给皇室，作为感谢。当年天皇节约皇室费用来发展海军，现在战争打赢了，这两千万日元皇室就随便花吧。这同中国皇室在战前大肆挥霍国家有限的财力、不重视军事投入、海军经费被用在修建颐和园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真让人思绪纷乱，真让人黯然伤神，真让人撕心裂肺！
四、思维文化祭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说：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
也就是说，我又没有惹你日本，你来打我，完全没有道理。
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也就是说，你确实没惹我，但是我觉得你该打，所以我就打你。
仔细看看当时的这些文件，能够看出两国深层次的文化、道德的不同。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最大差别之一，在于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
中国方面：
理论上：坚持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彰我朝历来宽宏仁厚之心。
行动上：绝不打第一枪，只防御，不进攻。
其实这些不能算错。如果你有世界第一的战斗力，提出以上原则，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只是当时的统治者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日本人已经定下了“侵略中国为日本崛起的必经之路”的基本国策，而且已经举全国之力向你杀来，你还浑浑噩噩对它宽宏仁厚，不被动挨打还有什么？在国家之间关系是弱肉强食的时候，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只是一厢情愿。你只有具备击退来犯之敌的能力，才有资格谈“和平共处，互不侵犯”。
一位清朝重臣曾对洋人记者说：“人人皆知正在我、邪在彼。彼恃兵坚器利，残杀无辜。我朝共御外侮，天理所在。孰曾听闻无良暴行，竟能直捣天子辇下者？”
列强们用现实给了这书呆子当头一棒：无良暴行，就是直捣了天子辇下，你怎么着吧！
日本方面：
理论上：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
行动上：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干，不管什么国际规则，不管他人受何种灾难。
1872年日本单方面吞并琉球，就是明显的例证。
1984年11月，日本银行发行的新1万日元币上，印上了福泽喻吉的肖像。这位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被日本人奉为新思想的先驱、日本文化的灵魂。他的著作中，提出了“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弹药”的理论。福泽认为，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人一起寻求良饵”。
良饵者，谁也？
1884年10月，福泽发表文章提出：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日本将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并野心勃勃地刊载了一份瓜分中国的预想图《支那帝国分割之图》。这些，成为了日本当权者的指导思想。
良饵者，中国也。
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甲午战争前，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演讲时把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说成是日本的生命线，甲午战争中他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侵朝鲜。
其实，从道德层面上讲，日本军人也知道开第一炮有些“输理”。从行动上讲，日本人却很喜欢开第一炮。他们还有一个本事，即事后会说是对方先开的。丰岛海战就是吉野开的第一炮，可是日本方面事后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各种声明都说是济远开的第一炮，只有在没有出版的日记和内部文件里才承认是吉野开的第一炮。日本的这个习惯到今天也没有改。
两国的战略思想影响着海军的指导思想。
清政府没有海权思想，北洋舰队当然也就没有在海权思想指导下的战略理论及其战略战役指挥体系。中国海军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所以，尽量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北洋舰队是为了海防而建。所以大多是主炮口径较大，舷侧副炮较少的军舰，更适合做近岸防御。
日本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所以一直在主动寻求同北洋海军的战略决战的机会。
日本舰队是为了侵略而建。所以大多数军舰主炮较小，而舷侧副炮较多，而且大多数是速射炮，有利于舰队作战。
一方浑浑噩噩，一方处心积虑；一方坐而论道，一方开枪发炮。还没开战，就已经胜负可判了。
中国方面对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和对外“宽宏仁厚”相反，当时清廷内对海军将领多方指摘、斥责。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朝廷下旨撤了丁汝昌海军总司令的职，后又让他复职“戴罪立功”。现在看来，不啻于是自己干扰自己的部队。
在开战的第一个月内，丁汝昌就受到了至少12次的弹劾和严饬。弹劾是由在朝廷里那些“目不辨粟麦，亦成日深居高拱，声色盈前，进则专事奉应揣摩予夺，出则高车驷马宴饮相酬，置时局于不问不闻，夜郎自大”的言官们提出的。他们没提出一条克敌制胜的方法，只是大叫：“日本不过蕞尔跳梁小国，无足轻重，以堂堂中国奋练海军经今十余载，岂不足一战也。”
连当时清廷的一些官员对这些言官都非常厌恶，说他们“不审时，不度势，徒以纸上谈兵迷离徜徉，致贻误大局，此辈之肉岂足食乎！”把这些言官的肉炖了，我们都不想吃！
严饬是皇帝下的斥责。言官们的这些言论尽管可笑，却能影响最高领导的情绪。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声色车马的家伙们“弹劾严饬”。这叫将士们作如何想？史料说，“对丁汝昌等人来说，这些指责比日本人的炮弹对他们的危害更大”，我相信。
劣质煤让北洋将士饿着肚子鏖战。
9月17日大东沟海战前，日舰发现北洋舰队的时间是10点半，北洋舰队发现日舰队的时间是11点。半小时的视差，问题出在煤上。
当时的军舰都是蒸汽动力，烧煤要冒烟。在辽阔的大海上，人们最先看到的就是浓烈的黑烟。因为北洋舰队的烟更浓，所以先被发现。
北洋舰队的煤由唐山开平煤矿无偿向北洋舰队供应，按规定，都是上好的优质无烟煤“五槽”煤，这种煤可以提高航速，烟雾较少，不易被敌人发现。可是从丰岛海战之前开始，北洋舰队收到的不再是五槽煤，而是散碎的劣质八槽煤，燃烧力差，动力和航速都受到很大影响，对机器磨损也很严重，散出来的烟雾浓密，极易被对手发现。
丁汝昌为此写信给开平煤矿负责人张翼，严厉斥责，并将此事通报给了李鸿章。张翼则耍流氓地说，只有这种煤，你爱用不用！
这个张翼是醇亲王府的总管。他将五槽煤在市场高价出售，用劣质的八槽煤对付北洋舰队，从中牟取暴利。有史料说，醇亲王有分红，中央高官也有不少沾了手。丁汝昌和李鸿章，堂堂海军总司令、堂堂北洋大臣中堂大人，对一个“国有企业”的小贪官束手无策！
无可奈何，北洋舰队就是烧着连普通人家生火都嫌的烂煤，踏上了决战的战场。一支寄托着整个王朝希望、被亿万民众视为保护伞的舰队，就这样用着最差的燃料，去迎战装备精良的、用的是最优质的无烟煤的强敌。
别小看这半小时。11点30分，伊东祐亨命令各舰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下达了用餐的指令。劣质煤让日本人更早地发现了北洋舰队，也为他们赢得了吃饭的时间。北洋舰队因为晚发现对手，只能饿着肚子打了这场对中国历史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仗。
读史至此，直欲嚎啕大哭。
一发没爆炸的炮弹牵出体制的腐败，战争没有偶然。
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炮弹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吉野是日本速度最快、机动能力最强、战斗力最强的军舰。如果这枚炮弹爆炸，吉野必沉无疑。真的这样，后来的大东沟海战结果还很难说。
可惜，炮弹没炸，吉野得以死里逃生。
没炸的原因是弹头里面未装炸药。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说，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
为什么不用开花弹，而用穿甲弹？
因为没有开花弹。堂堂北洋舰队，为什么没有开花弹？
在战争前两年，北洋舰队的洋顾问已经提议，应该大量购进德国造的优质大开花炮弹。李鸿章三次签发了命令购买，却没买成。因为没有钱，因为钱被挪用“修园子”了。
战争没有偶然，一发没有爆炸的炮弹，能够牵出整个体制的腐败。
史料记载，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就是这样的炮弹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不够用的状况，只打了5个小时的海战，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
为什么炮弹不够用？国家给舰队的钱都到那里去了？
1875年，清廷决定，400万两海防专款全部交北洋使用。史料载：“这400万是从东南几省的关税中抽取。而地方政府出钱时都极不情愿，皆需经李鸿章屡次催促才能筹集出大部分资金。而在此过程中，经官员手要吃掉部分回扣，贪污挪用部分款项，等到了李鸿章手里，基本上就只剩总额的一半了。剩下的钱拿出去采购时，经办人员又要吃掉一部分回扣，到底有多少钱真正用于海军，可想而知。”
读史至此，已经欲哭无泪！
历史真是一面镜子。从这镜子里，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120年前的那场中日两国国运相搏的战争，我们不是败得不合规律，不是败得不合常识，不是败得出人意料。
因为，我们是败给了自己。
我们败给了挪军费修园子的慈禧。
我们败给了一味避战求和、幻想列强调停的李鸿章。
我们败给了那些只会在朝廷里对前方将士背后下刀子的言官。
我们败给了叶志超、赵怀业等胆小鬼，和任命他们的人。
我们败给了那些吃军费回扣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采买人员。
我们败给了像开平煤矿张翼这样的流氓贪官和他们的后台醇亲王们。
我们败给了牛昶暼投降派们。
我们败给了那些浑浑噩噩的大清国驻外的外交官们。
……
甲午战争，中国败给了中国。
昨天的历史告诉我们：日本的崛起史基本上是对中国的侵略史。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日本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军国主义冲动的危险，并且有一些人时刻都在做着准备，寻找着机会。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正期待着一场新的冲突或战争，渴望再次战胜中国：去掉半世纪以来二战战败国标签；再次从中国获得巨大利益；再次打乱中国的崛起进程。
一箭三雕，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梦！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全体日本人民的意志。但是，如果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掌握了日本的政权，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这里，我们绝不能像李鸿章一样，幻想
“国际社会”会出来说句公道话，因为，历史对此早有答案。
由日本人发起、日本人打响了第一枪、日本人跑到中国领海领土上来作战的甲午战争，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明明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相反，他们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
真的如果再次中日开战，只有一种情况，“国际社会”会出来“调停”，那就是日本人输了。他们会呼吁中国人发扬“宽宏仁厚”的传统，就像二战后逼迫国民党政府放弃日本应该付给中国的1200亿美元战争赔款一样。
而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那些至今拒绝对南京大屠杀道歉的日本军人，说不定会发扬他们的历史传统，来几个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北京大屠杀。而“国际社会”则会欢欣鼓舞地说：“是民主战胜了专制”，“
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进步”。
在当今国际形式下，仅仅“对外宽宏仁厚”、“不开第一枪”是不够的。
经历了多少苦难，饱受了多少耻辱，我们终于明白，国间关系和人间关系原来完全不同。人和人可以“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国与国却只能“以利换利”。我们以为对人家宽厚人家就会对我们宽厚，殊不知人家是觉得你傻，你软弱，你好欺负。我们以为不开第一枪是坚持道德和正义，殊不知人家是觉得你迂腐，你胆怯，你没战斗力。
确实，不开第一枪这个曾经是国际间普遍尊敬的原则，已经渐渐被人蔑视。对于为了避免自己的牺牲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战例，对于只是怀疑别人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便灭了该国的事例，“国际社会”也是赞扬多于谴责。
但是，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对外坚持宽宏仁厚，坚持不开第一枪，依然可以是我们的原则。而且，我们为有这样的道德骄傲！
只是这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应当明明白白地宣示，只要你对我开了第一枪，战争的主动权就在我手中了。以后怎么打，在哪里打，用什么武器打，就由不得你了。我们应该宣示，宽宏仁厚，只对宽宏仁厚者施之；对凶狠残者，决不会心慈手软。我们应该宣示，对于敢于侵略我者，我们的反击是动用一切手段，把它迅速、完全、彻底地消灭，让它永远没有侵略的能力。
只有这样，宽宏仁厚才不会被别人看作是对外示弱；不开第一枪才不会被别人看作是心理胆怯。对于那些习惯从侵略中壮大自己的军国主义分子，只有让他知道，如果他先打了我一枪，我会让他彻底灭亡
，他才不敢发动战争。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自己有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综合实力是我们能够成为强者的基础；但更重要的，必须自己有精神：牺牲精神、大无畏精神、压倒一切敌人的精神，是我们可以成为强者的支柱！
1872年，日本单方吞并琉球后，时任云贵总督的刘长佑上书朝廷，提出先发制人、进攻日本本土。他认为日本狼子野心，夺占我琉球群岛，已经是对中国打响了第一枪。“国家若释倭人灭琉球之罪不诛，则列强都会知道中国好安而恶战，从而助长它们的侵略野心。”
不幸而被他言中。其实，他讲的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对侵略者的任何一点小的侵略行为，都必须及时地、坚决地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只有这样，世界才能真正和平共处，互不侵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如果遭受了巨大失败，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失败，这样的民族，还会遭受更大的失败；如果遭受了失败，也知道为什么会失败，但却不去变革，这样的民族注定会灭亡。
祭奠历史，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
120年前的甲午年，1894年，是中国走向没落深渊的起点。
60年前的甲午年，1954年，是中国走向重建和振兴的起点。
今年的甲午年，2014年，是中国走向世界最强行列的起点。是“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中国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中国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成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的新的起点。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要我们自己不给自己设置障碍，13亿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走上繁荣富强的中国道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下一个甲午年，2074年，必将是中国的时代！
参考文献：
《战争史笔记》（朱增泉）
《重说晚清七十年》（黄磊）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
《大清海军的落日辉煌》
《甲午水手口述》
《中国近代史新编》（苑书义等）
《李鸿章全集》
《中国历代战争史》
《清代通史》
《北洋舰队高级将领自杀之谜》（姜峰）
《田中奏折》（日）
《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日）
转自《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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