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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出现了接纳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收容所。18世纪，人们开始对精神疾病的人性化治疗予以重视。这一临床理念旨在纠正当时欧洲精神病院普遍存在的对待患者极度怠慢和极具惩罚性的治疗环境。英格兰的William
Tuke (1732-1822)和法国的Philippe Pinel使这项运动成为可能，他们试图在具有最小限制性及最大社会支持的环境中对患者进行治疗，并且运用科学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论点。
18世纪后期，Benedict Augustin
Morel(一809-1873)首次应用“早发性痴呆”这个名词，将精神分裂症看成是一种早发的痴呆，对其较早的起病和进展性的临床衰退加以强调。这似乎是精神疾病的第一个生物学模型，而且明确地考虑到了遗传因素(Palha和Esteves,
1997)。之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转移至德国。Wilhelm Griesinger(一8一7-1868)完成了精神疾病与其他内科疾病的整合，并明确指出精神疾病患者存在大脑病变，认为广泛的大脑病变可能是一系列精神障碍的共同基础。KarlLudwig
Kahlbaum
(1828-1899)被一些人看作是描述精神病理学之父，他运用研究内科疾病的方法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疾病过程进行研究。他还对症状进行分类，并且衍生出精神分裂症的
亚型，如:紧张症和青春期妄想症，而青春期妄想症后来又被其同事Ewald Hecker (1843-1909)称为青春痴呆。
Emil Kraepelin
(1856-1926)无疑具有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影响力，最新版本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对于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新克雷王林”(neo-Kraepelinian)定位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Compton和Guze,
1995)。他致力于在躯体病因的基础上对精神分裂症进行分类，并且大体上在自然科学领域为精神疾病确立基础。
Eugen
Bleuler (
1857-1939)引入了精神分裂症这个名词。他批评了早发性痴呆的概念，记录了在某些患者中观察到的疾病的晚发和稳定的病程;虽然如此，他对Kraepelin关于疾病大脑基础的看法表示赞旦。Bleuler也受到逐渐出现的SigmundFreud
( 1856-1939)和Carl Jung(
1875-1961)的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均强调心理因素在疾病进程中的作用。他把精神分裂症看作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症状群，并注意到了该病患者的联想精神活动缺陷，把精神分裂症的基本特征定义为“4A"，即:联想障碍、情感淡漠、内向性和矛盾观念。这一描述实质上对认知进行了强调。
Kurt Schneider
(1887-1967)最广为人知的贡献就是列出了一系列“首级症状”，包括了很多极大程度的现实感的分裂，比如:思维插入和思维剥夺、思维广播、议论性幻听以及精神分裂症患者诉说的其他更严重的妄想和被动体验。这是建立若干诊断标准的首次尝试的代表之一Schneider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适用的诊断方法，这一方法具有更好的精确性和可靠性，而且与Bleuler所提出的症状相比，它所强调的症状更加容易定义和评估，同时该方法具有缩小精神分裂症诊断的效果。
首先，19世纪对精神病现象的描述，奠定了今日临床精神病学的基础。其间Kraepelin提出了以症状和病程为重要特点的早发痴呆，Bleuler提出了以基本症状和附加症状为特点的精神分裂症，20世纪中叶Schneide:又提出了分裂症的一级症状，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诊断学上的重大事件。20世纪70年代有两个较重大的事件，一是WHO组织的“精神分裂症的国际试点研究((IPSS)"，另一是美国、英国关于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的诊断对照研究。这两个研究说明了两件事，一是英美这两个文化背景十分相似的国家，对两种最常见精神病的诊断存在着明显分歧;二是在背景十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使用共同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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