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截访之恶，还在继续。
  2017年6月初，江西上犹县的陈裕咸，因一起尘封十余年的伪劣种子案进京上访，期间，陈裕咸在北京丰台、大兴等地多辆车内遭到截访团伙的恐吓、拘禁、捆绑和殴打，直至送医时抢救无效死亡。

  经过北京警方1个月的调查，截访团伙12名嫌疑人全部抓获，牛力等涉案人员相继落网后，牵出了江西省上犹县信访局雇佣截访团伙遣送访民的事，时任上犹县信访局长赖学文开出的截访“价格”是2.5万元。
　

  截访成为了一门生意，权力被赤裸裸地外包，公民的上访权和人身自由权，甚至生命权遭到无情践踏。而截访生意的背后，是个别基层政府和一些黑保安公司的“紧密协作”，这是尤需警惕的，要防止黑生意侵蚀了执政根基。

上访本身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上访机制起到了上情下达的作用，公民上访本身就代表了对国家法治的信任。但是，在北京以及一些省会城市仍然存在一些暴力截访的个案，上访人被所谓“信息员”骗进埋伏点，被戴上头套，塞进面包车，备受殴打、限制人身自由……一些暴力分子视法律为无物。
　

   为何？处理信访的权力，乃至只有公安机关才能行使的人身强制权被“外包”，截访公司才会有恃无恐，一些地方政府的“授权”才助长了他们无法无天的底气。
　

  依法行政是政府的底线，岂能将权力外包给“小混混”、“黑保安”、“截访公司”？更有甚者，有些截访的犯罪分子成了个别信访部门的座上宾，就在去年6月陈裕咸死亡之后，截访公司的负责人牛力，仍一路上和江西的信访系统的官员们勾肩搭背、吃吃喝喝，这严重败坏了政府公信。
　

  其实，早在2011年底，北京警方就曾启动了为期6个月的京城保安业清理整治，集中治理的六类违法行为中便有保安公司参与“截访”、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但是，这些年来，牛力的截访生意反而越做越大了。截访生意“春风吹又生”，根本上还是源于背后巨大的利益链条以及地方政府的纵容。
　

  至今，个别地方政府对于政府“花钱买暴力截访”的违法性质，仍认识不清。在陈裕咸死亡之后，上犹县的政法委书记刘小龙仍然强调：中央明令禁止雇佣黑保安截访，但牛力合法注册了公司，恰恰因此赖学文才敢雇佣牛力遣送访民，“过错就在于没有干部陪着”。
　

  这样的认识让人背后发凉，黑保安的“截访”违法生意，就因成立了公司、能够开发票而合法了？政府就可以将信访权力外包给他们？
　

   权力的外包、截访生意的繁荣，并不是一县一地的个案，可怕的是常常被藏在冰山之下。比如，山东“于欢案”背后的吴学占黑恶势力集团，原冠县东古城镇镇长武德明就曾安排他们去截访，之后被于欢杀死的杜志浩等人对女访民王某某实施非法拘禁，脱去其衣服拍裸照、逼其喝尿、用电棍击打女性敏感部位，手段卑鄙，但直到于欢案之后才得以告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允许还有暴力截访这样的毒瘤。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必须被纠正，到了拿出荡污涤垢决心的时候了，截访公司背后的权力腐败问题，必须被彻底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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